作者：卢圣虎

青春是一段无法忘怀的历史。我人生的很多第一次是在武大完成的：第一次进省城，第一次在正规报刊发表诗作并收到第一笔稿费，出版（自印）第一本诗集，做家教赚到第一笔钱，第一次接触足球并成为铁杆球迷，第一次醉酒，第一次给女生送鲜花……在武大四年，除了这么多的“第一次”，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诗歌写作。也许是珞珈山诗风深入骨髓的滋养，它是我大学毕业后坚持的最好的一件事，虽然曾经时断时续。

90年代开始流行功利和实用，不再是诗意盎然的时代。从大势上说，市场经济浪潮席卷而来，朦胧诗潮及第三代诗歌运动日渐式微。在“诗意的发源地”，万千学子争睹樱花诗赛的盛景不复再现，创办“珞珈诗派”的李少君、陈勇、洪烛、单子杰、黄斌、孔令军、张静等诸君刚刚长啸远去，武大校园留下“盛极必衰”的诗歌真空。我1992年秋天进入美丽的武大，方知我敬仰的诗人王家新、高伐林是前辈学长，通过校报，也记住了马竹、吴晓、李浔、邱华栋、李建春、吕岛、胡沙岸等熠熠生辉的名字。某种程度上说，这些著名学长是现象级的，是后来者的偶像和标杆，也让喜欢写诗的我感到莫名的兴奋和温暖。其时，在大学里写诗是不合时宜的，也是孤独的。初入校，我便能感受到：学习成绩优异者最易获得尊敬，写诗则被认为是歧途，是“情种干的事”或“疯子干的事”（1989年海子卧轨自杀，当时毁誉参半；1993年顾城杀妻自尽震惊世人），令人不屑甚至遭到嘲笑和打击。

喜欢上写诗且欲罢不能，对我而言既是必然也是偶然。因为专业不吃香，历史系的学生备受歧视。这种“出身”使我写诗的初衷有些功利：既为“稻梁谋”，又为自己争口气。进校不久，我发现发表作品可以在年度评奖学金时加分，还有稿费。自己家境贫寒，因为外语一般，学习成绩不可能优异，又不太热衷于当学生干部为大家服务，唯有捡起高中时办文学社的一点底子为自己加分。1992年底，我的处女作《亲情》（组诗）在校报上发表，领到了第一笔稿费。不多，但足够支付两天的伙食费。尝到甜头后劲头更足了，我的诗作在校报基本上成为“免检产品”，这里特别要感谢当时主持校报的李玉龙、张海东、陈剑鸿、周绍荣等老师。我有一组诗在《大学生》发表，领到了最高一笔稿费：75元，解决了我近半个月的伙食费！稿费加上每年评到的奖学金，这些物质的奖赏帮我度过了困难而充实的大学四年。

就这样，我爱上了诗歌写作。那种痴迷状态就像一个人处于愤怒或痛苦，骂出来或找人倾诉就通体舒畅了。通过分行的文字写出自己想表达的，是当时最快乐的事。我从来不认为写诗很神圣，也没有成名成家的文学理想，直到我结识了古竹。

古竹原名胡小良，和我同一级，中文系的保送生，高中时就发表了一大堆作品，大二时当仁不让地成为武大浪淘石文学社社长。1993年春夏，他以一本散文集《莫欺少年一时穷》轰动校园。我记得，这位来自湖南耒阳山村的才子像名人一样在桂园食堂门前签名售书，一桌一椅一台录音机，老狼忧伤而动情的民谣伴着桂花的馨香，俊男美女端着饭盆纷纷驻足，属于文学的光荣与梦想似乎又回来了！

此后，以古竹为首的浪淘石文学社一帮人似乎成了学生中最忙的人。除了筹办一年一度的樱花诗赛外，还干了几件风光无限的事：一是浪淘石文学社成立了分社“新管子”和“汉江流”，并分别以“浪淘石”名义出版了文学副刊，扩大了文学社的校园影响力，据说当时社员达到300人之众；二是邀请校内外著名作家、评论家来武大讲座，如当时知名文学刊物《大家》主编李巍、《今日名流》主编方方及当红作家苏童、格非、张炜等，还有於可训、昌切等教授、评论家。场场爆满，吸引力丝毫不逊经济、管理等实用讲座；三是以“浪淘石文学社丛书”的名义自印学生诗文集。算上古竹的《莫欺少年一时穷》，我们先后又无比自恋地推出了四本小册子：我的诗集《鱼光灿烂》、秦志勇的散文集《光与灰尘》、舒原的小说集《欲罢不能》及古竹、我、秦志勇合著的文集《三生石》。这套丛书的自印出版，在校内外反响较大，长江日报、武汉晚报均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；四是融合浪淘石文学社、大学生通讯社等力量，组建了“风雨同舟武大郎”（“武风”胡如平，“武雨”古竹，“武同”陈明明，“武舟”周旋）文学工作室，集策划、写作、宣传包装及经营等于一体，与校报、省内媒体及杂志社联手，如《知音》《今日名流》《芳草》等，广泛推介武大，集中展示武大校园文学实力。

回忆我的珞珈岁月，不得不提“废园”。这曾是武大化北楼旁的一个小院子，几间平房散落，很破败，但宽敞，安静。家境较为殷实的一位学弟曾在此租住，我们几个喜欢舞文弄墨的朋友便隔三差五地聚在一起，饮酒作乐，相互取笑或取暖。这个院子原本没有名字，我们将这个废弃的一角取名为废园。虽然如今“废园”早已不存，平房推倒建起了楼宇，但每次有机会回武大，我都会停下来看看这片演绎过激情与梦想的“竹林”。物移人非，令人感慨。

客观地说，从90年代初期开始，校园文学渐趋衰落。即便如此，武大一群年少轻狂的学子仍试图冲出一条血路，以期延续珞珈文脉，呼应着刚刚树起的“珞珈诗派”大旗。但大势所趋，文学的寒潮很快降临，我经历的这段珞珈岁月可谓“校园文学世纪末的挽歌”。1996年夏天，离歌四散。这群小有名气的校园文人完成无愧青春的燃烧后，就此“相忘于江湖”。而据我所知，90年代中后期及21世纪最初的十年，武大校园诗歌似乎再无特别出彩的表现。直到荣光启、李浩、黎衡、朱赫、赵成帅、王家铭等诗人集体强势涌现，李少君等“珞珈诗派”的初创者时隔近30年后回归重整，武大的诗歌现象才再次醒目地进入公众视线。

我想英雄的事业都在露天之下诞生

正如自由的诗歌产生于孤独

就让我一个人站在这里吧

我会让空气也变成奇迹

这是古竹在毕业前（1996年）留在桂园7舍楼顶的诗句，墨迹早已褪去。这位少年成名而视文学为精神家园的才子，如今在长沙奔波于非商非文的道路上。晚一届的秦志勇据说在皇城脚下混得风声水起，我却再没读过他的美文；致力于小说写作的舒原毕业后就销声匿迹。其他如王志维、华静、付勤、黄宏、季彤等在校略有小成的文学精英，从商的从商，为政的为政，谋生的谋生，已经被文坛诗坛遗忘。他们的走向就像风光难续的90年代校园文学，有激情无建树，有理想却惘然。20多年过去了，古竹的这几句诗仍印在我心中，每次记起来都热血沸腾，却又无限唏嘘。

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武大90年代校园文学的文章。相较70、80年代名家辈出的蔚为壮观及最近10年的井喷式崛起，中间这段时期几乎是一片空白，曾经的希望之星现今大多籍籍无名，这段岁月也少有人提及。这是耐人寻味的。2015年底，因珞珈诗派微信群的建立，我得以见到众多久仰而亲切的名字。学姐、著名评论家陈卫曾嘱我写篇回忆文章，以备其研究珞珈诗派之资，我怕记忆不全，又恐笔力和认识有限，误了历史。前不久，现居武大的诗人张朝贝向我了解浪淘石文学社的情况，我匆匆数语，肯定不能令他满意。恰好这次“珞珈诗派人物专辑”约稿，有一道命题作文《我的珞珈岁月》。我觉得，对于一个成熟的诗派而言，暗淡的历史也是历史，空白更值得嚼味。我最好的青春有最美的武大作为天空，这篇难产的小文可以看作是迟到的怀念和补充。（作者199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。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著有诗集《天籁中的偶然》《若即若离》《玻璃患者》等，现为黄石日报传媒集团大冶分社社长）

（编辑：肖珊）